目前的情势，只是初露端倪，很难量化分析。局势的演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句话我曾多次引用，也很有说服力：不可能的事情经常发生，你最好有所准备。

特朗普总统和美国政府对多国发起贸易战，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

特朗普说，美国将动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阻止中国靠政府驱动的经济模式破坏全球竞争，也就是说，除了使用常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之外，用尽一切手段限制中国产品进口，即实施保障措施的“201条款”、实施以安全名义的“232条款”和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名的“301条款”。如此气势汹汹的打压措施，为中美经贸关系史上所未曾有过。

特朗普政府把中国的产业政策视为“国家主义”政策，并突出地批评“中国制造2025”。2017年美国发表的中国世贸承诺报告和2018年贸易议程报告中，把“中国制造2025”视为市场扭曲和严重产能过剩的根源。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制造2025”需要国家银行提供大量低息贷款；协助收购国外竞争者；提供大量的研发补贴；迫使外国企业向中国转移技术，目的都是让中国确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实现自给自足，而不是让市场实现资源的配置，这是扭曲市场。过多的政府激励措施导致中国各地一哄而上，产能过剩不可避免，光伏产能过剩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政府也把钢和铝这类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归咎于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2016年中国的钢产量为11亿吨，铝产量为1亿吨，两者的产量均占全球产量的50%以上。2016年中国钢的出口为1亿吨，铝的出口为390万吨。美国商务部认为，以中国为主的钢和铝产能过剩，压低了全球市场的价格。一方面，中国低价的钢和铝直接打压了美国国内生产；另一方面，全球众多国家的企业，把中国的钢和铝作为要素投入而生产的产品又出口至美国，再次打压美国的国内生产，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钢和铝构成国家的战略资源。

可见，中美贸易摩擦的节点在中国的产业政策，产能过剩和关税制裁是现象，深层次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方面如何回应美国方面的指责？

刘鹤回避产业政策，中国“两会”期间外长王毅和商务部部长钟山在答记者问时，都不涉及产业政策，不涉及政策而谈论中美贸易摩擦，一定是回避了他们承担不了的问题。

针对特朗普的最新举措，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已经将丑话说在前头。在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当天，他通过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访问时传达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中国无意和任何国家打贸易战。但是“如果别人想来硬的，我们也来硬的！看谁坚持到最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回应，也表达了同样的强硬立场。她说，中方传递的信息非常明确：“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会奉陪到底。”

崔天凯和华春莹的这番底气十足的说辞，相较于崔天凯22年前担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时，回应同一情况时的毫无火气语调，具体反映了中国国力的今非昔比。当然，此种底气主要来自于GDP令人眩目的高速增长和三万余亿美元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这是与美国较为配合的与中国积极接触的国策密不可分。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对华也有类似行为，那是个案，是战术行为。这一次是系统性的战略行为。

对中国的“遏制”，从90年代末开始，美国就试图进行。可惜因为2001年911事件引发的全球反恐而“流产”。中国加入WTO，美国也没有想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进而成为全球化最大的赢家。全球化是会逆转的，这要看对谁有利。二十年前的预言，在十年前成真。

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紧迫性空前强化。特朗普总统不过是顺势而为。即便是希拉里上台，这个战略也不会改变，甚至变本加厉。对此，我们要有清醒地认识。

有以下原因让我们担心新冷战时代来临：

首先，全球进入新时代。强权人物接连登台，美国、中国，俄罗斯、德国、英国、日本等等，有些连续执政，有些风格鹰派。强权人物的特点是雄才大略，不会按常理出牌。你不能按照你对政治家的一般化的模型去理解。贸易战引发全面的国际斗争，在一战和二战时已显露无疑。

其次，长期宽松造成全球分化。金融危机后的宽松货币政策正在转向结构性改革。但一些国家内部改革很难看到希望，其国内社会撕裂十分严重。做不大蛋糕，就必然到外面抢蛋糕。

再次，从贸易战到意识形态战。上一次冷战的根源在于意识形态，演变为两种社会制度的竞争。这一次，从十分决绝的贸易战，是否会演变为意识形态战，尚未可知。如果是，那将不可收拾。

本人绝不愿意秉持冷战思维，但就目前全球局势对企业和资产价格之影响，做如下判断和建议：

其一，在政治、经济、贸易、货币全面趋紧的背景下，国家层面要有充分准备，地区层面要有充分预警，企业层面要有充分预案。从我们微观调研情况看，一些地区和企业对贸易战有心理和行动准备，但对更恶劣的情景缺乏研究和预案。对中美关系问题、朝鲜问题、台湾问题、民族问题，要有全新的考量。

其二，刚刚开始的贸易战和已经启动的全球流动性收缩，对国际市场资产价格，对中国国内资产价格，势必会造成直接或间接影响，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以及普通投资者对此缺乏必要的防范和准备。要知道，十年的资产牛市，其基本动因是宽松政策，现在这一条件发生了逆转，资产价格的变动只是时点问题，不是变不变的问题。

其三，中国进入新时代以后全面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发生很大变化。外部环境总体恶化，和平与发展还是不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本身就需要探讨。中国过了这个坎儿（可能需要较长时间），会经历一次蜕变，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光荣与梦想，可能会实现。从眼前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企业或是投资机构，对外部环境的分析不应只在国内环境，而应该放眼全球，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战略。

其四，产业政策是中共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方法，是党的意志转化经济业绩的重要渠道。中国放弃了计划经济，但中共治国的特点是要为国家发展确定目标，产业政策就是落实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方式。在中国确定了党领导一切的铁定原则后，要中国政府放弃干预经济是绝对不可能的。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在为化解产能过剩而努力。但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庞大的产能已经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削减产能将涉及就业、税收和社会安定，因而变为政治问题。

特朗普政府把贸易摩擦的矛头直指中国的产业政策，而中国政府绝对不会向美国政府承诺放弃干预经济，完全按西方市场经济的标准治理国家。这样的话，因产能过剩所引发的贸易摩擦问题就严重了，绝对不是签一个几千亿美元贸易大单就能解决的，也不是找几个产品予以报复就能平息的。

目前的情势，只是初露端倪，很难量化分析。局势的演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句话我曾多次引用，也很有说服力：

不可能的事情经常发生，你最好有所准备。

2018.3.24